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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属东非海岸，雨雾迷蒙，两艘奥匈战舰正在驶进德国桑给巴尔海军基地。
这里最早是德国的殖民地，后来英国人用赫尔戈兰岛从德国人手中交换得到了它。但在欧战之后，作为德国交还埃及的殖民权的条件之一，德国人又再次得到了这里。
性感受着战后对非洲矿产的开发，德国人已经把这里建成了它在印度洋地区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上午10点，军舰缓缓靠近了码头，一支军乐队在码头上奏响了《上帝保佑吾皇》，几名德国海军军官和殖民地官员在码头上迎接奥匈皇帝的到访。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里，有许多人挥舞着奥匈帝国的国旗。德奥两国结成了共同市场，奥匈公民在德国殖民地也可以亨有德国人的特权，所以在德属东非，也有不少来自奥匈的移民。
德奥两国修建了一条横贯非洲的铁路，从喀麦隆港一直通到达累斯萨拉姆港，把德属西非、奥属刚果和坦噶尼喀连系在了一体，使得整个中非的经济有了比较快的发展。随着采矿业和农业种植园的不断发展，大约有十五万德奥移民从欧洲迁移到了这里。
中非地区有许多欧洲缺乏的重要战略资源，这包括铜、铝、钴、镍，当然还有黄金和钻石。相对而言，非洲地区的炼铁资源并不丰富，德属东非有一些煤铁矿，但贮量还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并不是特别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冶金和机械工业。
主导欧洲事务的两个皇帝在东非见了面。
奥匈皇帝乘坐德皇的私人游艇访问了坦噶尼喀的一些城市和农庄，然后，在奥匈皇帝离开之前，两国发表了《桑给巴尔宣言》。
《桑给巴尔宣言》宣称德奥两国将会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共同的努力，绝不会容忍一个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任何企图破坏世界和平的军事行动都将会被作是对德奥两国的一种挑衅，在必要的情况下，两国甚至有可能动用武力来保卫世界的安宁。
“德奥两国是在向整个世界在宣示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的规则制订者，两大帝国对于现状感到满意，并且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改变现状的事情发生。《桑给巴尔宣言》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他们这目的不过是对日益紧张的远东局势表示关切，并且警告日本人和俄国人不得在远东动武。很明显，这两大帝国是站在了中国人那一边。”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员是如此评价这份宣言的。
李海顿在船舱里一面听着广播，一面在思考中国的问题。
北洋军里那一帮武夫确实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在北洋国会内，民党始终占据着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而梁启超组织的进步党居于国会的次席。不过，此时的民党分化成拥黎和拥段两大派系，拥段派和进步党合流，一直保持着段在国会中占据着多数。
黎元洪以辛亥首义领袖自居，手下逐渐汇集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各地精英，并得到了国会中外交系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声势并不亚于段系。
两人手上的军权也几乎相当，徐树铮在1927年段任期届满后一直坐在陆军总长的位置上，而黎方大将蒋作宾这些年来一直稳居参谋总长一职，在中央陆军系统的48个师里，段系有20个师长，而黎系有13个师长，但海军方面倾向于北洋海军出身的黎元洪，双方也几乎平分秋色。
民国陆军目前大约有93个师的陆军，中央和地方各半，地方各省一般有1到3个师的守备军，一般而言，地方各师装备较差，战斗力比中央各师要差一块。比较特殊的是东北三省一共有七个师，后来都被张作霖揽入手中。
这是徐树铮的失误，当初小徐想拉拢张作霖一起来对抗黎系，没想到最后却养虎为患，成尾大不掉之势。“东北王”利用黎段相斗，左右逢源，终成一大独立的地方派系。另一个就是山西的阎百川，此人多年以来稳居山西，韬光养晦，逐渐排除异己，自成一体，把整个山西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目前山西拥有着近乎完整的军工体系，而且还拥有四个师的地方部队，装备精良，是一支不容小视的力量。
阎百川以辛亥起家，以民党元老自居，但绝不参与国内政治争斗。
地方派系里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新桂系，在陆廷荣倒台之后，中央派出三个师进入两广，但这支原来的华工军团有不少保定陆军学校出身的桂系子弟，如叶琪、白崇希、夏威等人，逐渐掌控了两广军政，形成一个独立的派系，这一派系包括三个中央陆军师和5个地方师，坐拥两广，成为民国政坛的一支重要派别。
在中央陆军一系中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原北洋军系遗留下来的新北洋系，原以冯国璋和曹锟为首，在冯去逝和曹锟隐退之后，以李纯、吴佩孚和陈光远为首，手上拥有九个中央陆军师和5个地方师，其实力足以与段系叫板。
现在中国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了“东北王”，但张却不想留下当“汉奸”的骂名，在东北问题上与控制了满洲铁路和远东地区的日军一直龌龊不断，不愿让日本人过分控制东北三省。至于日本人所支持的“独立”，更是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甚至在日本方面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他开始暗地里与徐树铮接触，准备接受北京方面的和平改编。这下触动了日本的根本利益，在威胁无效的情况下，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了一次暗杀行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东北事变”，“东北王”张作霖在乘火车前往山海关时，专列在经过大淩河铁桥时，列车被日本满铁警备队预先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当场被炸身亡。
张作霖此行正要去山海关与中央签订“易帜”协议，老张判断形势，果断决定到北京出任副总统，准备放弃东北的地盘和军队以换取全家今后的平安富贵。
当晚，日军借口“维持治安”向驻守奉天的东北军发起攻击，赶往大凌河出事现场的张学良判断错误，认为日本人只是在找借口挑起纷争，向奉天的守备部队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关东军仅用一个旅团加上两个铁道守备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奉天。
其后日军开始源源不断地开进东北，东北境内只有自发的义勇军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这里最早是德国的殖民地，后来英国人用赫尔戈兰岛从德国人手中交换得到了它。但在欧战之后，作为德国交还埃及的殖民权的条件之一，德国人又再次得到了这里。
性感受着战后对非洲矿产的开发，德国人已经把这里建成了它在印度洋地区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上午10点，军舰缓缓靠近了码头，一支军乐队在码头上奏响了《上帝保佑吾皇》，几名德国海军军官和殖民地官员在码头上迎接奥匈皇帝的到访。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里，有许多人挥舞着奥匈帝国的国旗。德奥两国结成了共同市场，奥匈公民在德国殖民地也可以亨有德国人的特权，所以在德属东非，也有不少来自奥匈的移民。
德奥两国修建了一条横贯非洲的铁路，从喀麦隆港一直通到达累斯萨拉姆港，把德属西非、奥属刚果和坦噶尼喀连系在了一体，使得整个中非的经济有了比较快的发展。随着采矿业和农业种植园的不断发展，大约有十五万德奥移民从欧洲迁移到了这里。
中非地区有许多欧洲缺乏的重要战略资源，这包括铜、铝、钴、镍，当然还有黄金和钻石。相对而言，非洲地区的炼铁资源并不丰富，德属东非有一些煤铁矿，但贮量还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并不是特别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冶金和机械工业。
主导欧洲事务的两个皇帝在东非见了面。
奥匈皇帝乘坐德皇的私人游艇访问了坦噶尼喀的一些城市和农庄，然后，在奥匈皇帝离开之前，两国发表了《桑给巴尔宣言》。
《桑给巴尔宣言》宣称德奥两国将会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共同的努力，绝不会容忍一个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任何企图破坏世界和平的军事行动都将会被作是对德奥两国的一种挑衅，在必要的情况下，两国甚至有可能动用武力来保卫世界的安宁。
“德奥两国是在向整个世界在宣示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的规则制订者，两大帝国对于现状感到满意，并且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改变现状的事情发生。《桑给巴尔宣言》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他们这目的不过是对日益紧张的远东局势表示关切，并且警告日本人和俄国人不得在远东动武。很明显，这两大帝国是站在了中国人那一边。”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员是如此评价这份宣言的。
李海顿在船舱里一面听着广播，一面在思考中国的问题。
北洋军里那一帮武夫确实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在北洋国会内，民党始终占据着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而梁启超组织的进步党居于国会的次席。不过，此时的民党分化成拥黎和拥段两大派系，拥段派和进步党合流，一直保持着段在国会中占据着多数。
黎元洪以辛亥首义领袖自居，手下逐渐汇集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各地精英，并得到了国会中外交系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声势并不亚于段系。
两人手上的军权也几乎相当，徐树铮在1927年段任期届满后一直坐在陆军总长的位置上，而黎方大将蒋作宾这些年来一直稳居参谋总长一职，在中央陆军系统的48个师里，段系有20个师长，而黎系有13个师长，但海军方面倾向于北洋海军出身的黎元洪，双方也几乎平分秋色。
民国陆军目前大约有93个师的陆军，中央和地方各半，地方各省一般有1到3个师的守备军，一般而言，地方各师装备较差，战斗力比中央各师要差一块。比较特殊的是东北三省一共有七个师，后来都被张作霖揽入手中。
这是徐树铮的失误，当初小徐想拉拢张作霖一起来对抗黎系，没想到最后却养虎为患，成尾大不掉之势。“东北王”利用黎段相斗，左右逢源，终成一大独立的地方派系。另一个就是山西的阎百川，此人多年以来稳居山西，韬光养晦，逐渐排除异己，自成一体，把整个山西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目前山西拥有着近乎完整的军工体系，而且还拥有四个师的地方部队，装备精良，是一支不容小视的力量。
阎百川以辛亥起家，以民党元老自居，但绝不参与国内政治争斗。
地方派系里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新桂系，在陆廷荣倒台之后，中央派出三个师进入两广，但这支原来的华工军团有不少保定陆军学校出身的桂系子弟，如叶琪、白崇希、夏威等人，逐渐掌控了两广军政，形成一个独立的派系，这一派系包括三个中央陆军师和5个地方师，坐拥两广，成为民国政坛的一支重要派别。
在中央陆军一系中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原北洋军系遗留下来的新北洋系，原以冯国璋和曹锟为首，在冯去逝和曹锟隐退之后，以李纯、吴佩孚和陈光远为首，手上拥有九个中央陆军师和5个地方师，其实力足以与段系叫板。
现在中国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了“东北王”，但张却不想留下当“汉奸”的骂名，在东北问题上与控制了满洲铁路和远东地区的日军一直龌龊不断，不愿让日本人过分控制东北三省。至于日本人所支持的“独立”，更是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甚至在日本方面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他开始暗地里与徐树铮接触，准备接受北京方面的和平改编。这下触动了日本的根本利益，在威胁无效的情况下，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了一次暗杀行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东北事变”，“东北王”张作霖在乘火车前往山海关时，专列在经过大淩河铁桥时，列车被日本满铁警备队预先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当场被炸身亡。
张作霖此行正要去山海关与中央签订“易帜”协议，老张判断形势，果断决定到北京出任副总统，准备放弃东北的地盘和军队以换取全家今后的平安富贵。
当晚，日军借口“维持治安”向驻守奉天的东北军发起攻击，赶往大凌河出事现场的张学良判断错误，认为日本人只是在找借口挑起纷争，向奉天的守备部队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关东军仅用一个旅团加上两个铁道守备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奉天。
其后日军开始源源不断地开进东北，东北境内只有自发的义勇军在进行顽强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