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八五章 硝烟（五）
第二天早上，范杰换上了一身的宪兵军服，带着一个连的骑兵就赶到了林西县城，见到了林西县长和林西城防队长之后，直接以南京中央政府的名义接管了林西的一切防务。
林西所有的电台都被范杰派人控制了起来，包括日本人在林西的一明一暗两个情报点，都被范杰派人给一锅端了，林西从现在开始，那是一点消息也传不出去了！
范杰开始派人占领林西的各个战略要点，支设关卡，对进出的商队予以严格的限制，仅仅两天的时间，他就将林西的一切都掌控在了手里。
然而这个时候在别的地方却没有那么平静。
2月23日，日本领事上村在南京向中国外交部面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南京政府当即予以拒绝。
消息传到北方之后，张学良立刻下令各部进行一级战备状态，经过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谁都知道日本人的最后通牒意味着什么。
到了24日，当远在瑞士日内瓦的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日本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大会报告书”后，日本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松冈洋右缓慢而坚定走上了发言台，针对大会通过的最终报告书准备发表自己的最后演讲。
其实国联大会通过的这份最终报告书与之前李顿报告书相比，还是稍有进步的。它用更明确的语言认定，日本是“九·一八事变”的挑起者和伪“满洲国”的制造者，要求日本按照国联已通过的决议，把军队撤至“满铁”区域内，并且决定了日军撤兵的方法、步骤和期限。
在国联大会上，中国代表在指出报告书中的不足之处，如未能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等之后，表示接受报告书。
而日本代表对这一结果表示根本不能接受，但此时结局已定，无法更改。
这一表决结果也昭示着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声批判，表明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已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
松冈洋右站在发言台上，心中无比苦涩，环顾四周，最后他的落在了自己的老对手顾维钧的脸上，对方的脸上却没有任何得意的神情，满脸凝重的看着自己！
自从去年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以后，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也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并起草了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的长篇意见书。
该意见书对报告书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虽表赞同，但对报告书中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东北自治方案，实际否认了伪“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这是日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此后，中日双方围绕报告书的修改、承认问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斗争。
1932年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审议李顿调查报告书。
对于此次审议，中、日两国政府都极为重视，特别是日本。因为李顿报告书通过与否，关系到日本是留在国联还是退出国联的大问题，故派出了以松冈洋右、佐藤尚武、长冈春一为全权代表的庞大代表团，并任命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
本来，日本驻国联的首席代表是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已具相当规格。但为了同中国及国联进行总决战，日本特别起用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强烈鼓吹者、原“满铁”副社长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
松冈洋右是日本著名的国家主义、对外扩张主义者。他早年留学美国，1904年进入外务省，长期在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任职。在外务省内，他也是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1913年他辞去官职转任“满铁”理事，直接从事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以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梦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批评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
日本起用他任驻国联的首席代表，充分表明了日本对侵略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的态度，表明了日本对李顿报告书的立场。
中国对此次会议亦十分重视，派出了一个10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任命中国外交界元老颜惠庆及外交名家顾维钧、郭泰祺为全权代表，任顾维钧为驻国联理事会首席代表。顾维钩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外交家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法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头脑敏捷，能言善辩，精通国际法，有长期在国联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中国驻国联及理事会最合适的人选。
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审议李顿报告书。果不出所料，开会当天，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和中国代表顾维钧就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松冈利用其“雄辩家”的“天才”，一再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诡辩，强调“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中国排日是事变的根本原因。反对报告书关于“满洲”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结论，声称建立伪“满洲国”才是事变“惟一可能的解决方法”。
松冈发言之后，中国代表顾维钧起而逐一批驳其谬论，并再次强调，日本必须继续承担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义务，认为这才是解决事变的主要先决条件。
在此后几天的辩论中，松冈采取拖延战术，要求国联不要急于解决东北问题，应当三思而后行。同时又竭力限制调查团的作用，宣称调查团报告书提交之后，该团已停止存在，已无发表任何意见的资格。他还要求理事会“慎重研究报告书内容，不可轻易批准”。松冈的这些谬论，意在否定李顿报告书，但遭到了理事会主席的驳斥。
由于日本无意接受李顿报告书，国联理事会主席狄凡勒拉提议，根据盟约第15条及理事会已经通过的有关决议，将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移交国联大会讨论审议。狄凡勒拉的提议得到除日本以外的其他理事会成员团的同意，获得通过。
12月6日，国联大会特别会议开幕，讨论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中、日代表继续舌战，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大会发言中，列强和中小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操纵大会的法国代表言辞暧昧，英国代表甚至出来为日本侵华打圆场。但许多中小国家的代表仗义执言，猛烈抨击了日本的侵华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
12月8日，西班牙、爱尔兰、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大会确认：一，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不能认定是合法措施；二，满洲政权是日军存在的产物；三，满洲现政权不符合现存国际义务；四议案要求大会授权十九国委员会邀请苏、美两国合作，在上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解决中日争端。结果，大会决定将问题移交给十九国委员会讨论。
十九国委员会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根据国联大会的决定于3月成立的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机构。该委员会由国联大会主席和除中、日两国之外的理事会成员国及大会选出的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匈牙利、瑞典等国家代表组成。
12月12日，十九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报告书问题。会上，中小国家与列强的代表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小国代表继续支持中国，主张采用报告书的前8章，即否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声明不承认“满洲国”。但大国的代表为了使日本接受国联的调停，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一再向日本让步。
然而，日本代表团却坚持国联调停的基础是承认“满洲国”，声称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为了造成“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加以承认，日本已于9月15日与伪满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宣布承认“满洲国”。
鉴于调停已无希望，十九国委员会决定由起草委员会起草最终报告书。2月14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最终报告书。仅仅是在十天后，国联全体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对多数，这份最终报告书。
松冈洋右站在发言台上，心里满腔愤慨，本来他是有机会在国联获得胜利的，但是国内的那些蠢货们却硬生生毁了他获胜的希望。
林西所有的电台都被范杰派人控制了起来，包括日本人在林西的一明一暗两个情报点，都被范杰派人给一锅端了，林西从现在开始，那是一点消息也传不出去了！
范杰开始派人占领林西的各个战略要点，支设关卡，对进出的商队予以严格的限制，仅仅两天的时间，他就将林西的一切都掌控在了手里。
然而这个时候在别的地方却没有那么平静。
2月23日，日本领事上村在南京向中国外交部面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南京政府当即予以拒绝。
消息传到北方之后，张学良立刻下令各部进行一级战备状态，经过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谁都知道日本人的最后通牒意味着什么。
到了24日，当远在瑞士日内瓦的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日本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大会报告书”后，日本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松冈洋右缓慢而坚定走上了发言台，针对大会通过的最终报告书准备发表自己的最后演讲。
其实国联大会通过的这份最终报告书与之前李顿报告书相比，还是稍有进步的。它用更明确的语言认定，日本是“九·一八事变”的挑起者和伪“满洲国”的制造者，要求日本按照国联已通过的决议，把军队撤至“满铁”区域内，并且决定了日军撤兵的方法、步骤和期限。
在国联大会上，中国代表在指出报告书中的不足之处，如未能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等之后，表示接受报告书。
而日本代表对这一结果表示根本不能接受，但此时结局已定，无法更改。
这一表决结果也昭示着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声批判，表明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已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
松冈洋右站在发言台上，心中无比苦涩，环顾四周，最后他的落在了自己的老对手顾维钧的脸上，对方的脸上却没有任何得意的神情，满脸凝重的看着自己！
自从去年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以后，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也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并起草了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的长篇意见书。
该意见书对报告书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虽表赞同，但对报告书中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东北自治方案，实际否认了伪“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这是日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此后，中日双方围绕报告书的修改、承认问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斗争。
1932年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审议李顿调查报告书。
对于此次审议，中、日两国政府都极为重视，特别是日本。因为李顿报告书通过与否，关系到日本是留在国联还是退出国联的大问题，故派出了以松冈洋右、佐藤尚武、长冈春一为全权代表的庞大代表团，并任命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
本来，日本驻国联的首席代表是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已具相当规格。但为了同中国及国联进行总决战，日本特别起用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强烈鼓吹者、原“满铁”副社长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
松冈洋右是日本著名的国家主义、对外扩张主义者。他早年留学美国，1904年进入外务省，长期在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任职。在外务省内，他也是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1913年他辞去官职转任“满铁”理事，直接从事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以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梦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批评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
日本起用他任驻国联的首席代表，充分表明了日本对侵略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的态度，表明了日本对李顿报告书的立场。
中国对此次会议亦十分重视，派出了一个10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任命中国外交界元老颜惠庆及外交名家顾维钧、郭泰祺为全权代表，任顾维钧为驻国联理事会首席代表。顾维钩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外交家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法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头脑敏捷，能言善辩，精通国际法，有长期在国联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中国驻国联及理事会最合适的人选。
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审议李顿报告书。果不出所料，开会当天，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和中国代表顾维钧就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松冈利用其“雄辩家”的“天才”，一再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诡辩，强调“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中国排日是事变的根本原因。反对报告书关于“满洲”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结论，声称建立伪“满洲国”才是事变“惟一可能的解决方法”。
松冈发言之后，中国代表顾维钧起而逐一批驳其谬论，并再次强调，日本必须继续承担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义务，认为这才是解决事变的主要先决条件。
在此后几天的辩论中，松冈采取拖延战术，要求国联不要急于解决东北问题，应当三思而后行。同时又竭力限制调查团的作用，宣称调查团报告书提交之后，该团已停止存在，已无发表任何意见的资格。他还要求理事会“慎重研究报告书内容，不可轻易批准”。松冈的这些谬论，意在否定李顿报告书，但遭到了理事会主席的驳斥。
由于日本无意接受李顿报告书，国联理事会主席狄凡勒拉提议，根据盟约第15条及理事会已经通过的有关决议，将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移交国联大会讨论审议。狄凡勒拉的提议得到除日本以外的其他理事会成员团的同意，获得通过。
12月6日，国联大会特别会议开幕，讨论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中、日代表继续舌战，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大会发言中，列强和中小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操纵大会的法国代表言辞暧昧，英国代表甚至出来为日本侵华打圆场。但许多中小国家的代表仗义执言，猛烈抨击了日本的侵华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
12月8日，西班牙、爱尔兰、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大会确认：一，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不能认定是合法措施；二，满洲政权是日军存在的产物；三，满洲现政权不符合现存国际义务；四议案要求大会授权十九国委员会邀请苏、美两国合作，在上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解决中日争端。结果，大会决定将问题移交给十九国委员会讨论。
十九国委员会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根据国联大会的决定于3月成立的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机构。该委员会由国联大会主席和除中、日两国之外的理事会成员国及大会选出的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匈牙利、瑞典等国家代表组成。
12月12日，十九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报告书问题。会上，中小国家与列强的代表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小国代表继续支持中国，主张采用报告书的前8章，即否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声明不承认“满洲国”。但大国的代表为了使日本接受国联的调停，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一再向日本让步。
然而，日本代表团却坚持国联调停的基础是承认“满洲国”，声称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为了造成“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加以承认，日本已于9月15日与伪满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宣布承认“满洲国”。
鉴于调停已无希望，十九国委员会决定由起草委员会起草最终报告书。2月14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最终报告书。仅仅是在十天后，国联全体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对多数，这份最终报告书。
松冈洋右站在发言台上，心里满腔愤慨，本来他是有机会在国联获得胜利的，但是国内的那些蠢货们却硬生生毁了他获胜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