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回 李大钊慷慨就义 汪精卫公开分裂(
  第六二回李大钊慷慨就义汪精卫公开分裂(上)
  话说北伐战争期间,张作霖坐镇天津,静观东南战局,希冀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吴佩孚、孙传芳迅速土崩瓦解,全面败北。张作霖再也坐不住了,他带领大军入驻北京,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国家元首,全面接管了北洋政府,实行军事独裁。他调集十万大军进入河南,分驻西平以北,及开封、郑州、洛阳等地,企图阻止北伐军的进攻。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张作霖加紧了对北京的舆论管制,搜捕革命党人、激进分子,将《京报》主笔邵飘萍、进步记者林白水抓住后,立即就地枪决。一日,张作霖接到告密,得知共产党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负责人藏匿在苏联大使馆内,他立即下令实施抓捕。副官从旁提醒道:“大帅不可,外国大使馆受国际公法保护,冲击使馆违背外交惯例。”张作霖骂道:“什么国际法,老子不管。俄国老毛子在东北横行霸道,老子忍了十多年。今天就要出这口恶气。”张作霖下令,奉军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动突然袭击,冲入使馆搜捕。在叛徒的指引下,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张挹兰、路友于等三十五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使馆工作人员。
  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官,张作霖大为兴奋,指令副官道:“抓住了罪魁祸首,关进监狱,严加审问,把北京的共产党、国民党给我一网打尽。”他们把李大钊等人关进北京第二监狱,组成军警法庭,不分昼夜,严刑拷打,逐个审问。
  在法庭上,李大钊从容镇定,以法庭作战场,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法官问:“你是大学教授,生活条件优越,闹什么革命?”李大钊道:“我们闹革命,是因为你们的统治太黑暗、太野蛮。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解救全国人民。我们闹革命,就是要打倒你们的反动统治,实现共产主义。”法官道:“革命,革命。你就不怕我革了你的命?”李大钊哈哈大笑道:“共产党人愿以鲜血培育真理,用生命捍卫信仰。能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死,我感到无上光荣。”法官大惑不解,问道:“信仰?信仰比命还重要吗?”李大钊笑道:“愚昧。像你这种没有信仰的人,如同行尸走肉,不配和我谈话。”法官恼羞成怒,大吼道:“你敢骂我。给我用刑。”数名刽子手冲上前来,将李大钊反绑双手,吊在房梁上,抡起皮鞭,肆意抽打。李大钊被打得头破血流,满口血浆,依然神情自若,侃侃而谈:“皮鞭棍棒只能打烂我的肉体,永远也征服不了我的信仰。”“有的人死了,却依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你们这些刽子手,没有信仰,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只能作军阀的工具,真是不幸。我即使死了,我的信仰也会永远传承下去,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刽子手打了半晌,累得满头大汗,坐在椅子上呼呼喘气。李大钊讥笑道:“你不行嘛。我能承受皮鞭抽打,你却累得没劲了。这是因为我有信仰,你没有。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信仰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法官无计可施,只好命人将李大钊押回牢房。
  毒刑拷打持续了二十多天,三十多名被捕的仁人志士,个个遍体鳞伤,却无一人低头屈服。法官浑身疲惫,心情沮丧,赶往帅府,准备向张作霖汇报审讯结果。走到大堂门外,忽听得堂内有人哭泣,便止住脚步,从窗外偷窥;只见孙传芳正跪地哀号。原来,孙传芳自南京兵败后,带着一群残兵败将,如同丧家之犬,一路恓恓惶惶,逃到天津;始知张作霖已入驻北京。孙传芳又单人匹马窜到北京,抢进帅府,跪倒在张作霖面前,涕泪交流,哭诉道:“义父救命。孩儿的东南五省,全盘皆输,二十万兵马荡然无存。”言讫,以头抢地,大声嚎啕。张作霖眉头紧锁,拍桌喝斥道:“没出息的东西,别他娘的吊丧了。”孙传芳吓得浑身哆嗦,连忙止住哭声。张作霖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起来,我再拨给你五万兵马,去河南许昌布防,与敌人决一雌雄。”孙传芳闻言,连连叩头,口称:“谢义父,谢义父成全;孩儿立即就去。”说罢,起身离开。张作霖送到门口,一眼看见刑审法官,喝道:“你有何事?”法官急忙立正敬礼,报告道:“属下奉命审讯共党分子,前来禀报案情。”说着,随张作霖走进大堂,详细汇报了审讯结果。张作霖听罢,脸色铁青,立即下令:“妈那巴子,全部枪毙。不,用绞刑,不能让他们死的太便宜。”
  1927年4月28日,刽子手在监狱后院布置了一排绞架,将李大钊、张挹兰、路友于等三十五人押到刑场。李大钊神情刚毅,昂首挺胸。他整了整身上血迹斑斑的灰布长袍,迈开大步,第一个走上刑台。面对着行刑法官、刽子手,李大钊慷慨激昂,大声演说:“你们可以绞死我,但你们无法绞死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在全世界,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刽子手急忙跑上刑台,给李大钊套上绞索。李大钊被悬空吊起,壮烈牺牲。后人有诗赞之曰:
  倡导新思想,缔造共产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热血育真理,舍生捍信仰。正气镇敌顽,昂首赴刑场。忠魂撼日月,英名万古香。
  再说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达了通缉蒋介石的命令。宋庆龄、何香凝、徐谦等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此时,中共中央也由上海迁到武汉,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称:“总理遗嘱,言犹在耳;蒋氏背叛,逆行已肆;屠杀革命民众,破坏国共合作,已成为人民之公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继续实行合作,在两湖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武汉、长沙先后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打倒新军阀”,“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传遍城乡各地。
  在讨蒋的声浪中,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在农村,各地农会逮捕了大批土豪劣绅,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不少县区的农会没收了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在城镇,工会组织和工人武装进一步发展,全国工会会员逾三百万人。武汉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名队员、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工人们从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权,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发展到要求参加企业管理。
  在讨蒋和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的同时,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东湖举行誓师典礼,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部入豫讨奉。紧接着,唐生智指挥北伐军沿京汉路北进,联合豫中各军分三路攻击奉军。随后,冯玉祥接受武汉政府委任,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出兵攻打洛阳。此时,山西军阀阎锡山眼看张作霖陷入南北夹击之中,突然发布通电脱离北洋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武汉政府立即任命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出兵向娘子关前进。一时间,河南境内大军云集,烽烟四起;炮火连天,战况激烈。五月中旬起,北伐军先后与奉军交战于西平、漯河、许昌、临颍等地,歼灭奉军三万余人;兵锋直逼郑州。冯玉祥指挥的北路军也已攻克洛阳、孟津、偃师等地,挥师会攻郑州。奉军被迫弃城逃跑,孙传芳率领残兵败将退出河南。6月1日,北伐军和国民军占领郑州,是为“中原会师”;北伐战争取得了又一个重大胜利。
  正当河南境内激战犹酣之际,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发生质变。原来,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本家的极端仇视,他们纷纷关闭了在武汉的工厂、银行,造成武汉政府财政枯竭。长期蛰伏于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死灰复燃,纷纷窜到武汉,与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相勾结,加紧破坏活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汪精卫责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门查办所谓“过激言论”。接着,武汉政府发布通告,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污蔑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是“扰乱社会秩序”,“无异于反革命”,要求各级党部予以“严加制裁”。
  形势日渐险恶,危机迫在眉睫。为了应对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做了一些检查,但仍然为自己的右倾错误辩护:认为在“中山舰事件”中让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党力量不足;“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革命方法上的错误”;“土地革命深入会影响北伐,应等到北伐成功后再去进行”;“工农运动勃起太快,严重过火,影响国共合作”。等等。
  与会的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就土地问题、革命发展方向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问题议决案》。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推选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中共“五大”批评了陈独秀忽视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但没能提出夺取领导权的有力对策,尤其是对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关键问题,未能予以高度重视。会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继续统治全党,危害着中国革命事业。后人有诗议之曰:
  反动势力已嚣张,时局险恶濒危亡。可惜右倾尚痴迷,危害革命危害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