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第四节 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正当罗汉荣加紧纸扇技术创新研究的时候，突然间，他接到龙寿县有关方面的通知，要他火速回县城。
他不想回城，通知他的人说，要你回城你不想回城，你连这点组织观念都没有，你还算得上地下党员吗？地下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作唯有服从第一，没有第二，如今和平年代要你回城都不服从，你像个地下党员吗？你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还想不想得到落实？
这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扎在他的心上，令他疼痛得难以承受。
十几年来，他为了让组织上承认他地下党员的身份，他付出了心血，作出的努力，常人难以想象。
远的不说，单讲近两年，他所找的人，他所求的部门，他所跑的路，就难以计数。
1965年春的一天，他走进湖南省政法办公室，递上了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的材料。湖南省政法办公室指示龙寿县有关方面，要调阅罗汉荣的材料。龙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曹云华经办罗汉荣的案子。曹云华对他说：
“你申诉材料中提到的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熊胡子’现在领导岗位上，如果他能证明你是地下党员，你的问题就好办了。”
罗汉荣感激地望着曹云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善意地主意。
他说：
“我不晓得‘熊胡子’的真名实姓。你能不能把他的真名告诉我？”
曹云华说：
“‘熊胡子’就是文士桢。”
罗汉荣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马上冷静下来，用担心地口吻说：
“我们做地下工作时都是单线联系，我的上线是顾星奎，顾星奎的上线才是‘熊胡子’。我现在去找 ‘熊胡子’给我作证明，他恐怕不会理我。”
曹云华说：
“顾星奎不是健在吗？你找顾星奎，再由顾星奎去找‘熊胡子’嘛！”
罗汉荣连声说：
“谢谢！真是文章滚滚要人提醒。我去找顾星奎。”
罗汉荣满怀希望地给顾星奎写信，要他去找‘熊胡子’文士桢，搞清他的问题。
出乎他意料的是顾星奎不肯去，因为他对文士桢有意见，责怪其只顾自己，不顾同志。用不着找这样的人作证明。
顾星奎除了不肯去找‘熊胡子’文士桢，还坚决不许罗汉荣在任何人面前讲文士桢的半句好话。
文士桢，湖南省益阳县人，1900出生于资江一个渔民家庭。少年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就读于益阳县箴言书院，曾学习绘画雕刻。1923年考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师范部学习，担任学生会干部，积极参加爱国学生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重获自由。1927年冬去上海，不久受党组织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苏工作至1938年，曾任苏联阿尔丹金矿民族联工指导员、苏维埃政府审判员、国际列宁学院工作人员。
1938年夏回国参加抗战。他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奉命回湖南工作，先后任中共南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常益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等职务。
“平江惨案”发生后，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党的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奔波于益阳、安化、沅江、南县、龙寿县等地，日晒雨淋，忍饥挨饿，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斗志始终旺盛。
在此期间，曾两次被捕，经党营救才获释。
抗战胜利后，奉命率一批八路军南下支队干部赴东北解放区，曾任中共辽宁省委秘书主任、东北政务委员会派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业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增进中朝两国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沈阳市工商联秘书长。
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1955年调到北京，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秘书长，曾经三次率团赴法国里昂、摩洛哥及德国莱比锡等地参加国际博览会，为促进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文化交流、民间友好往来，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以及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成就，作出了很大贡献。
1961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党委第一副书记。
1963年回湖南任省政协副主席。
明摆着的一线希望就此中断，吃亏的除了罗汉荣，当然还有顾星奎自己。
顾星奎就是那种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男子汉。
罗汉荣不能过多的对他作出勉强。以至湖南省政法办公室把罗汉荣的材料调去后，因其中没有见到‘熊胡子’文士桢的证明，最终还是没有解决罗汉荣是否龙寿县地下党员的问题。又一次机会擦肩而过。
1966年4月12日，罗汉荣启程离开龙寿，15日到达北京。他路过长沙时，几经辗转，找到了谢勇。他对躺在医院高干病房里的谢勇讲了要去北京见帅孟奇的打算。谢勇要他莫去，说是不得接见。又说你一个手艺人，哪里来这么多路费钱嘞！罗汉荣还是坚持要去。
4月16日接近天黑前，他抵达北京，到了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见了他，与他只谈了几分钟，就拿出了他的档案材料，说：
“我们对龙寿县去信，要你的材料，他们不寄。你去找党的领导，我个人认为很好。”
罗汉荣说：
“我要找老上级帅孟奇。但我找不到中央组织部在哪里？”
高院的这位女同志耐心地给他作了详细指点。
第二天，罗汉荣找到西单，门口没有门卫，只有一个老头，他讲要找帅孟奇。老头说你怎么晓得帅孟奇在这里？
罗汉荣机智地回答：
“她是我的老上级，又是我的大姐，我怎么不晓得她在这里呢？我当然晓得嘛！”
那老头就给了他一张条子，要他按条子上指定的时间去见帅孟奇。
他高兴地回到住地。
晚上，有人来查他，问他是不是扒手。他就拿出银行存折，以证明自己不是扒手。查他的人看了银行存折，也就没找他的麻烦了。
第二天，罗汉荣来到西单，一下找错了门，找到了中央监委。他仔细打量，门楼很普通，还比不上湖南一个厅局的大门那样威严。他整了整衣衫，心想不能做出一个逗拐子的相，于是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
中央监委接待他的也是一位女同志，满头银发，灰呢子上衣，面色平静，两眼钁烁，语速节奏明快，口气温如春水。
她倾听罗汉荣的诉求，中间没有打断他的话，而且边听边记录。最后，她说罗同志你要找帅孟奇，应该去中央组织部。
她给罗汉荣作了指点。
罗汉荣想到自己作出这些努力，就是为了一个地下党员的身份。可这个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身份，就是得到确认和落实。他十分明白，任何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都有需要借芭蕉扇的时候。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就是掐准了他的这一痛处，他想落实地下党员的身份，则偏偏不给他落实。他越想要，他越不给。无论什么，都拿这点来压他。他要想地下党员的身份得到落实，又必须停靠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别无选择，另无他途。他明明知道有关方面的有些人掐了他的痛处，他也只能让他们掐着。挣也白挣，拼也白拼，只能顺从。人在矮檐下，顺从是第一要务。
他深信：灵吉菩萨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当他得知实情后，一定会给他“定风丹”，借得芭蕉扇，翻越火焰山。
他对通知他回城的人说的那些锥心的话没有驳斥，他被迫用行动作出答复：立即回城。因为他太想翻过这座火焰山了。他此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得到一个地下党员的名份。他要是把这些人彻底得罪了，不借给他芭蕉扇，他此生就莫想翻过火焰山了。
罗汉荣要回城的消息传出，春柳湖的渔民都舍不得他走，都拉着他的手说：
“你这一走，就等于我们的财神爷走了。你就在春柳湖生根吧！春柳湖人会好好报答你的！”
罗汉荣说：
“我虽然走了，纸扇厂还是要继续办下去。我会经常回来帮助你们处理关键性的技术问题。请你们放心。”
罗汉荣回到龙寿县城，有关方面交给他一项任务：
恢复县纸扇厂的生产。
如果处于正常情况下，这事做起来并不难。但在那样十分特殊的大环境下，要让一家非国营性质的手工艺厂恢复生产，何其之难。
亲戚朋友都奉劝他不要接应。
罗汉荣则不听奉劝，不讲任何困难，不提半点条件，把有关方面交给的任务一肩承担下来。他心里想的是，要在短期内全面恢复生产，让原有的300多个工人都有事做，都有工资领，都能养家糊口。
可是，事与愿违。当他向300多个工人发出立即恢复生产的通知后，回厂上班的则只有8个人。
罗汉荣并未因此而丧失信心。他把这8个人视为火种，领导他们一起扎纸扇。结果，尽管他使尽浑身解数，还是没有搞起来。归根结蒂，因为他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指挥不灵，任他苦口婆心，说破嘴皮，也没有人愿意听他的。
他有劲无处使，除了十分无奈，还是十分无奈。
正当罗汉荣加紧纸扇技术创新研究的时候，突然间，他接到龙寿县有关方面的通知，要他火速回县城。
他不想回城，通知他的人说，要你回城你不想回城，你连这点组织观念都没有，你还算得上地下党员吗？地下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作唯有服从第一，没有第二，如今和平年代要你回城都不服从，你像个地下党员吗？你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还想不想得到落实？
这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扎在他的心上，令他疼痛得难以承受。
十几年来，他为了让组织上承认他地下党员的身份，他付出了心血，作出的努力，常人难以想象。
远的不说，单讲近两年，他所找的人，他所求的部门，他所跑的路，就难以计数。
1965年春的一天，他走进湖南省政法办公室，递上了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的材料。湖南省政法办公室指示龙寿县有关方面，要调阅罗汉荣的材料。龙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曹云华经办罗汉荣的案子。曹云华对他说：
“你申诉材料中提到的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熊胡子’现在领导岗位上，如果他能证明你是地下党员，你的问题就好办了。”
罗汉荣感激地望着曹云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善意地主意。
他说：
“我不晓得‘熊胡子’的真名实姓。你能不能把他的真名告诉我？”
曹云华说：
“‘熊胡子’就是文士桢。”
罗汉荣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马上冷静下来，用担心地口吻说：
“我们做地下工作时都是单线联系，我的上线是顾星奎，顾星奎的上线才是‘熊胡子’。我现在去找 ‘熊胡子’给我作证明，他恐怕不会理我。”
曹云华说：
“顾星奎不是健在吗？你找顾星奎，再由顾星奎去找‘熊胡子’嘛！”
罗汉荣连声说：
“谢谢！真是文章滚滚要人提醒。我去找顾星奎。”
罗汉荣满怀希望地给顾星奎写信，要他去找‘熊胡子’文士桢，搞清他的问题。
出乎他意料的是顾星奎不肯去，因为他对文士桢有意见，责怪其只顾自己，不顾同志。用不着找这样的人作证明。
顾星奎除了不肯去找‘熊胡子’文士桢，还坚决不许罗汉荣在任何人面前讲文士桢的半句好话。
文士桢，湖南省益阳县人，1900出生于资江一个渔民家庭。少年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就读于益阳县箴言书院，曾学习绘画雕刻。1923年考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师范部学习，担任学生会干部，积极参加爱国学生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重获自由。1927年冬去上海，不久受党组织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苏工作至1938年，曾任苏联阿尔丹金矿民族联工指导员、苏维埃政府审判员、国际列宁学院工作人员。
1938年夏回国参加抗战。他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奉命回湖南工作，先后任中共南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常益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等职务。
“平江惨案”发生后，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党的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奔波于益阳、安化、沅江、南县、龙寿县等地，日晒雨淋，忍饥挨饿，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斗志始终旺盛。
在此期间，曾两次被捕，经党营救才获释。
抗战胜利后，奉命率一批八路军南下支队干部赴东北解放区，曾任中共辽宁省委秘书主任、东北政务委员会派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业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增进中朝两国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沈阳市工商联秘书长。
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1955年调到北京，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秘书长，曾经三次率团赴法国里昂、摩洛哥及德国莱比锡等地参加国际博览会，为促进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文化交流、民间友好往来，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以及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成就，作出了很大贡献。
1961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党委第一副书记。
1963年回湖南任省政协副主席。
明摆着的一线希望就此中断，吃亏的除了罗汉荣，当然还有顾星奎自己。
顾星奎就是那种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男子汉。
罗汉荣不能过多的对他作出勉强。以至湖南省政法办公室把罗汉荣的材料调去后，因其中没有见到‘熊胡子’文士桢的证明，最终还是没有解决罗汉荣是否龙寿县地下党员的问题。又一次机会擦肩而过。
1966年4月12日，罗汉荣启程离开龙寿，15日到达北京。他路过长沙时，几经辗转，找到了谢勇。他对躺在医院高干病房里的谢勇讲了要去北京见帅孟奇的打算。谢勇要他莫去，说是不得接见。又说你一个手艺人，哪里来这么多路费钱嘞！罗汉荣还是坚持要去。
4月16日接近天黑前，他抵达北京，到了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见了他，与他只谈了几分钟，就拿出了他的档案材料，说：
“我们对龙寿县去信，要你的材料，他们不寄。你去找党的领导，我个人认为很好。”
罗汉荣说：
“我要找老上级帅孟奇。但我找不到中央组织部在哪里？”
高院的这位女同志耐心地给他作了详细指点。
第二天，罗汉荣找到西单，门口没有门卫，只有一个老头，他讲要找帅孟奇。老头说你怎么晓得帅孟奇在这里？
罗汉荣机智地回答：
“她是我的老上级，又是我的大姐，我怎么不晓得她在这里呢？我当然晓得嘛！”
那老头就给了他一张条子，要他按条子上指定的时间去见帅孟奇。
他高兴地回到住地。
晚上，有人来查他，问他是不是扒手。他就拿出银行存折，以证明自己不是扒手。查他的人看了银行存折，也就没找他的麻烦了。
第二天，罗汉荣来到西单，一下找错了门，找到了中央监委。他仔细打量，门楼很普通，还比不上湖南一个厅局的大门那样威严。他整了整衣衫，心想不能做出一个逗拐子的相，于是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
中央监委接待他的也是一位女同志，满头银发，灰呢子上衣，面色平静，两眼钁烁，语速节奏明快，口气温如春水。
她倾听罗汉荣的诉求，中间没有打断他的话，而且边听边记录。最后，她说罗同志你要找帅孟奇，应该去中央组织部。
她给罗汉荣作了指点。
罗汉荣想到自己作出这些努力，就是为了一个地下党员的身份。可这个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身份，就是得到确认和落实。他十分明白，任何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都有需要借芭蕉扇的时候。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就是掐准了他的这一痛处，他想落实地下党员的身份，则偏偏不给他落实。他越想要，他越不给。无论什么，都拿这点来压他。他要想地下党员的身份得到落实，又必须停靠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别无选择，另无他途。他明明知道有关方面的有些人掐了他的痛处，他也只能让他们掐着。挣也白挣，拼也白拼，只能顺从。人在矮檐下，顺从是第一要务。
他深信：灵吉菩萨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当他得知实情后，一定会给他“定风丹”，借得芭蕉扇，翻越火焰山。
他对通知他回城的人说的那些锥心的话没有驳斥，他被迫用行动作出答复：立即回城。因为他太想翻过这座火焰山了。他此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得到一个地下党员的名份。他要是把这些人彻底得罪了，不借给他芭蕉扇，他此生就莫想翻过火焰山了。
罗汉荣要回城的消息传出，春柳湖的渔民都舍不得他走，都拉着他的手说：
“你这一走，就等于我们的财神爷走了。你就在春柳湖生根吧！春柳湖人会好好报答你的！”
罗汉荣说：
“我虽然走了，纸扇厂还是要继续办下去。我会经常回来帮助你们处理关键性的技术问题。请你们放心。”
罗汉荣回到龙寿县城，有关方面交给他一项任务：
恢复县纸扇厂的生产。
如果处于正常情况下，这事做起来并不难。但在那样十分特殊的大环境下，要让一家非国营性质的手工艺厂恢复生产，何其之难。
亲戚朋友都奉劝他不要接应。
罗汉荣则不听奉劝，不讲任何困难，不提半点条件，把有关方面交给的任务一肩承担下来。他心里想的是，要在短期内全面恢复生产，让原有的300多个工人都有事做，都有工资领，都能养家糊口。
可是，事与愿违。当他向300多个工人发出立即恢复生产的通知后，回厂上班的则只有8个人。
罗汉荣并未因此而丧失信心。他把这8个人视为火种，领导他们一起扎纸扇。结果，尽管他使尽浑身解数，还是没有搞起来。归根结蒂，因为他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指挥不灵，任他苦口婆心，说破嘴皮，也没有人愿意听他的。
他有劲无处使，除了十分无奈，还是十分无奈。